2020年，《中國紀檢監察報》7版警鐘剖析的落馬干部貪腐案件中，不乏亦官亦商、為官欲商者。如福建省詔安縣委原書記何德發，對他來說，“工作是副業，做生意、搞收藏成了主業”；山東省東營市投資促進局原黨組書記、局長霰景亮利用職權創造自己“房地產投資界的神話”；鄂爾多斯市公安局原黨委委員、副局長劉杰靠影響力“做買賣”，念起了發財致富的生意經……今日，《中國紀檢監察報》7版刊文剖析甘肅省酒泉市委原常委、敦煌市委原書記詹順舟“信仰迷失 彷徨于官商兩道”。

　　詹順舟，1966年9月出生，1990年6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90年6月參加工作。曾任甘肅省玉門市（縣級市）市長，酒泉市政府黨組成員、市政府秘書長，酒泉市副市長、玉門市委書記，酒泉市副市長、敦煌市委書記，酒泉市委常委、敦煌市委書記兼省文化博覽局副局長。

　　2019年2月21日，經甘肅省委批準，省紀委監委對詹順舟涉嫌嚴重違紀違法問題立案審查調查，并對其采取留置措施。8月13日，經甘肅省委批準，決定給予詹順舟開除黨籍、開除公職處分。

　　29歲被破格提拔為副縣級領導干部，36歲被任命為酒泉玉門市市長，成為當時全省最年輕的市縣長。一個本應有著大好前途的領導干部，何以步步沉淪至此？

　　理想“拋荒”，黨性不純

　　學習筆記心得體會多由他人代筆，開始迷信“燒頭香”

　　為什么入黨？為什么從政？這是每個黨員干部從一開始就應該思考并時時自省的問題。回顧詹順舟的從政經歷，他曾經也做了一些工作，但與其他黨員領導干部不同的是，他努力奮斗的初衷和動機更多是為了自己的名和利，而不是黨的事業和群眾的利益，立志做大官而不是做大事。

　　1990年，從蘭州大學畢業的詹順舟順利參加了工作，在蘭州十年，從蘭州市到省直部門，基本都是從事文字材料工作。寫材料是苦差事，但能鍛煉人。詹順舟認為，機關工作要想出人頭地，被領導賞識，只有干別人不愿干和干不好的事才有希望。

　　在詹順舟的努力下，1994年他被提拔為省經濟協作辦公室副主任科員，并兼任下屬協通公司董事長。后因單位沒人寫材料又被調回省經協機關，并于1996年4月被破格提拔為副處長。

　　2000年，詹順舟不甘心在省直機關“爬格子”，希望有更大的平臺，便爭取到酒泉掛職。剛到酒泉一年，他主導引進落地企業幾十家，爭取國家和省級資金幾千萬元，得到酒泉市縣兩級領導干部的賞識和肯定，并動員他留下。

　　留任的詹順舟很快于2002年9月當選為玉門市市長，成為當時全省最年輕的市縣長。2006年詹順舟調任酒泉市政府黨組成員、秘書長。2009年，他再次回到玉門，任市委書記。詹順舟對自己在玉門的政績很認可：“我在玉門兩進兩出，當了一回市長，當了一回書記。當市長搬了一座城，新建了一座城市。當書記建了100萬千瓦的風力發電廠，給玉門市的發展還是打下了很好的基礎的。”

　　2012年12月，詹順舟擔任酒泉市委常委、敦煌市委書記。隨著國家“一帶一路”建設、敦煌國際文化旅游名城等建設的推進，敦煌的地位和作用越來越重要。組織把這樣一副重擔交給他，對其抱有極大的信任和期待。

　　然而隨著職務晉升，本應心懷對黨、對組織的感恩之情，踏踏實實、干干凈凈干事創業的詹順舟，卻放松了政治學習和黨性修養。在“兩學一做”等學習教育中，其交流文章、黨課講義、學習筆記、心得體會多為他人代筆，黨性分析報告蜻蜓點水、浮光掠影，剖析問題遮遮掩掩不觸及思想靈魂。隨著地位提升、權力增大，特別是擔任酒泉市政府秘書長之后，他不再思考當官為什么、干什么，而是想著官還能當多大、當多久。在與辦案人員的談話中，詹順舟直言不諱：“我所有的人生積累，所有的準備，所有的學習和努力，都是為了做官。”

　　理想信念的領地嚴重“拋荒”，內心空虛的詹順舟開始在封建迷信等腐朽思想中尋求精神寄托。在擔任敦煌市委書記期間，每年除夕，詹順舟都以“檢查安保工作”為由，到敦煌雷音寺“燒頭香”；正月十五，會雷打不動地再次到雷音寺燒香、拜佛、許愿。

　　2015年之后他自認為“仕途不順”，工作壓力大，加之有人舉報，省紀委兩次找他函詢，關鍵時刻不信組織信鬼神，詹順舟問計于研究周易八卦的同學，同學說他“犯小人”，指點他隨身攜帶“五帝錢”，佩戴觀音吊墜，就能“消災避禍”。荒謬的是，詹順舟就是帶著這兩樣東西進的留置點。

　　立場搖擺，為官欲商

　　面對一次挫敗和一句批評便心灰意冷，想辭官經商

　　在詹順舟的蛻變過程中，有兩個重要節點不能不提。第一個是在2006年。那年5月，詹順舟由玉門市長調任酒泉市政府黨組成員、秘書長，3個月后，酒泉市舉行市委常委換屆，詹順舟滿心以為自己肯定能選上常委，結果卻未能如愿。想要仕途上更進一步的詹順舟對此意志消沉，怨氣滿腹。有朋友趁機勸他下海經商，他有些心動，但又心有不甘。于是一有時間就與私企老板接觸，吃喝玩樂，燈紅酒綠，就像換了個人，全然忘記了紀律規矩。

　　第二個節點是在2016年4月，作為敦煌市委書記的詹順舟在籌備首屆絲綢之路（敦煌）國際文化博覽會時，受到省領導批評。于是他又故態復萌，想到下海經商，準備辦完文博會就申請調回蘭州，辦病退。自認為仕途無望的他自此開始瘋狂斂財，以前不收的錢收了，過去不拿的錢也拿了，徹底“破罐子破摔”，他的巨額賄賂近一半都是在此后收受的。

　　詹順舟何以對經商念念不忘？其背后也有兩段經歷。

　　16歲那年，考上重點中學的詹順舟迫于家中經濟困窘，棄學經商，開始販蝦賣魚，當時他最大的夢想就是掙大錢，買條動力船在長江上跑運輸，當“船老大”。沒想到剛攢了兩萬多元，販運一批甲魚到外省時就慘遭打劫。“經商夢”破滅的他只好投奔遠房親戚，寄人籬下，讀高中考大學。

　　1994年，在省經協辦下屬公司兼任董事長的詹順舟，給單位創造了不錯的效益，省經協辦一次性獎給詹順舟6.6萬元，在當時引起了不小的轟動。

　　對兩段經商經歷念念不忘、自視有經商頭腦的詹順舟，長期在為官從政和下海經商之間搖擺不定，面對一次升遷未能如愿和省領導個人一句批評便意志消沉，拋初心、棄使命，利用手中權力斂財，為經商當老板做準備，毫無政治定力、政治立場可言。

　　詹順舟自我剖析道：“青少年時期經歷的磨難，造就了我危機心理重，凡事決策前都要做最壞的打算；兩段經商的經歷，在我此后仕途不順或工作壓力大的情況下，下海經商的念頭就會占上風。”

　　詹順舟收受的賄賂中，很大一部分是幫老板賺錢分得的“利潤”。他坦言：“幫老板賺錢讓我有一種成就感，自己沒當成老板么，人啊，有時候把理想變成現實，就是最有成就感的事情。”為了滿足這種“成就感”，詹順舟把商品交換原則帶入黨內政治生活，把手中的權力當成瘋狂斂財的工具，奉行“辦事就收錢，收錢就辦事”的原則。

　　底線失守，享樂奢靡

　　被商人老板“溫水煮青蛙式”圍獵，貪圖享樂、玩物喪志，逐步蛻化變質

　　剛工作時，即便是一張購物卡詹順舟也要推辭、思量半天，事后還要想著以何種方式再償還人家。然而，隨著權力越來越大，圍在身邊的商人老板越來越多，在這些人的吹捧和鼓動下，詹順舟開始走向享樂奢靡的道路。當其認為“仕途不順”后，更進一步沉淪于物欲和貪念中尋求安慰。

　　　“從農村一路走來，經歷那么多的艱難困苦，等過上了好日子，自己掌權了，就把那些忘了，慢慢地自己就變了，變化于無形之中。”詹順舟懺悔道，到后來，幾十萬、上百萬乃至幾百萬的巨額賄賂他都欣然接受。尤其令人震驚的是，黨的十八大后他仍不收斂、不知止，反而變本加厲，共收受30人賄賂3600余萬元，其中2016年6月一次受賄數額即達800萬元。

　　詹順舟收受的部分現金。

　　甘于被圍獵后，詹順舟心中開始有了“一桿秤”，不過這個“秤”不是稱自己的職責，而是用來稱自己的經濟收益。他會按照不同工程項目的獲利比例，心中盤算定下收錢的數目，如果哪個老板送的少了，他會以不同方式進行暗示，或者干脆當時推托不收，事后再找機會索要，直至達到心中預期為止。某老板在詹順舟的幫助下，承攬了敦煌市數個工程，獲利頗豐。他連續幾次給詹順舟送去幾十萬元，詹順舟都以“你先放著”“以后再說”等借口推辭了，過了一年多，詹順舟以買房缺錢為由，一次向他索要230萬元。

　　詹順舟有兩大愛好。一好玉石，經過多年的“把玩”，詹順舟自詡是懂玉的行家，商人老板和干部送來的玉他先自己鑒定，認為好的才收，不好的就當場退回去，讓對方重新購買，或者明示到他指定的店鋪去買，當然最后的結果是，購玉的錢輾轉騰挪進了他的口袋。二好打麻將，對此老板們自然“心領神會”，爭相陪著打牌，變相輸送利益，詹順舟則“只贏不輸”，欣然接受。為了提高效率，他有時會一晚上安排兩個甚至幾個麻將場，把這個桌子上的錢掃光后，趕到另一個場子接著“撈金”。

　　詹順舟收受的部分玉石。

　　談及這些愛好，詹順舟說：“我一開始是沒有什么愛好的，都是老板培養起來的，一開始人家跟你一塊玩，給你送點小東西，玩著玩著就上癮了，和商人老板也成了朋友，最后越套越深，就像‘溫水煮青蛙’。”

　　成由勤儉敗由奢。詹順舟兒時家境貧寒，在他的記憶中，童年和少年時期都是在撿糞挖野菜、喂豬養鴨、到縣城賣菜中度過的。剛走上工作崗位以及剛結婚那些年，詹順舟生活節儉、平淡，一斤六元的水果嫌貴只稱四兩，婚后兩年妻子連一件像樣的衣服都沒有買過。

　　隨著職務的升遷、地位的提高，詹順舟的生活標準和要求也越來越高。特別是在2006年“提拔失敗”后，他和一些商人老板混到一起，耳濡目染下，個人主義、拜金主義、享樂主義和特權思想滋生蔓延。他熱衷穿高檔服裝、戴名貴手表，將一名房地產老板送的兩套房子打通居住，面積近350平方米，裝修十分豪華。中央八項規定出臺后，仍多次乘坐飛機頭等艙，配備超標準公務用車，超面積使用辦公用房，多次接受私企老板安排的旅游、宴請等。

　　正所謂“玩物喪志”，詹順舟不再把主要心思和精力放在工作上，在擔任敦煌市委書記的后期，除了有重要會議、重要活動或出差，他日常的工作狀態是上午睡到十點左右起床，下午約老板打牌吃飯，晚上十點以后才開始批閱文件、安排工作，一些工作抓得松松垮垮、敷衍了事。在掃黑除惡專項行動中，敦煌被查出的胡鑫黑社會性質組織案，是公安部掛牌督辦的全國22起重大涉黑案件之一，其中有4名副縣級干部充當“保護傘”，該案正是發生在詹順舟主政敦煌期間。

　　心存僥幸，背棄忠誠

　　認為反腐的“雨點”落不到自己頭上，為逃避監督指使他人千里運鈔藏匿贓款

　　詹順舟之所以在反腐敗高壓態勢下仍不收斂不收手，除了仕途失意、自我放逐以外，另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心存僥幸，認為反腐的“雨點”落不到自己頭上，自己會成為“漏網之魚”；認為反腐的力度會減弱，節奏會放緩，“風頭”會過去，“大環境”會越來越寬松。

　　僥幸心和敬畏心是一對矛盾體，僥幸心理越大越強，敬畏之心就會越小越弱，就越容易破規逾矩，詹順舟就是實例。

　　為逃避監督，在隱匿非法所得、對抗組織審查調查上，詹順舟可以說是挖空心思，費盡心機。早在2007年，他就在一名浙江籍老板的勸說下為妻子辦了假身份證，借此來存儲、轉移贓款。他還將收受的非法所得存放在發小、妻子朋友、岳母、特定關系人等名下，或投資到股市、典當行、小額貸款公司、私營企業等“以錢生錢”，甚至將庫房鑰匙和房產、借貸、投資憑證等也存放在朋友家的保險柜里。

　　身在杭州的詹順舟發小，是幫助其隱匿贓款的重要人物，2014年至2016年，其向發小轉移財物達3200多萬元。出于“安全”考慮，除少量資金通過銀行轉賬方式處理，詹順舟先后4次安排自己的司機或行賄老板開車，每次拉著500萬元到800萬元不等的現金，送到數千公里之外的杭州交于發小，共計2700萬元。為了做得隱秘不留痕跡，每次都是他與司機、老板、發小單線聯系，指定交錢、收錢地點，頻繁更換行車路線和接頭地點，上演現實版的“諜戰劇”。

　　2014年1月至2017年2月，省紀委3次就信訪反映詹順舟違規提拔使用干部、收受他人好處費、為他人在承攬工程方面提供幫助等問題進行函詢，但詹順舟每次都隱瞞事實、避重就輕，尋找理由、推卸責任，意圖蒙混過關，最終放棄了組織給予的挽救機會。

　　在后來的談話中，詹順舟悔恨地說：“我一直存在一種僥幸心理，開始的時候想著找組織去自首，但是一想，只要自首這一切奮斗就歸零了，不甘心，萬一組織上查不著呢？后來就想著給自己脫罪，能少說點就少說點，現在想想真后悔，組織給了我那么多機會，我都沒有珍惜。”

　　世上沒有后悔藥，人生沒有回頭路。直到審查調查后期，詹順舟才徹底醒悟，但為時已晚。在被留置期間，他一遍又一遍認真學習黨章，一遍又一遍對照黨章深刻反思反省，并把總綱部分背誦、默寫了下來，以表達自己痛徹心扉的懺悔。（記者 劉一霖 見習記者 方弈霏）

　　延伸閱讀：

　　亦官亦商的兩面人

　　《中國紀檢監察報》2020年2月19日第7版

　　申屠福華，浙江省金華市政府原副秘書長，2018年11月，因涉嫌嚴重違紀違法，接受紀律審查和監察調查。2019年2月，被開除黨籍、開除公職，并被移送檢察機關依法審查起訴。

　　2005年，申屠福華開始分管工業、科技、經貿等領域工作，經常與商人老板打交道。老板們爭先恐后和他交朋友。看著老板們財大氣粗的樣子，聽著他們聊車子、房子，他的心理開始失衡，“覺得之前為自己考慮太少，從前苦日子過怕了，內心對富裕生活也有向往”。從此，他及時行樂的念頭更強烈了，開始把個人利益和享樂作為人生目標。

　　2012年1月，他擔任東陽市委副書記后，找他幫忙的人更多了，總有人有意無意表露出讓其入股收息、一起發財的意思。申屠福華先是分散地從別人那里借幾十萬元、上百萬元拿去“投資”，并且獲利后馬上歸還。后來膽子越來越大，借款的對象也集中到了自認為有錢又大方的老板“朋友”身上，開口就借幾百萬元。借來的錢用于炒股、高息借貸轉貸、投資入股等，資金收回后繼續用“雞生蛋、蛋生雞”的辦法滾動“投資”。

　　他被心魔降服

　　《中國紀檢監察報》2020年3月11日第7版

　　霰景亮，山東省東營市投資促進局原黨組書記、局長。2019年3月，因涉嫌嚴重違紀違法被立案審查調查，并被采取留置措施；同年8月，被開除黨籍、開除公職。

　　霰景亮利用職權，通過低價預定、拖欠房款、升值后原價購買、轉手賺取差價的方式，短短四五年時間就獲利近千萬元。為此，霰景亮曾自詡，自己創造了“房地產投資界的神話”。

　　調任廣饒縣縣長后，霰景亮又發現了新的發財渠道。廣饒縣是經濟大縣，經濟實力雄厚，企業眾多。霰景亮想方設法將此前違規炒房聚斂的大量資金，放到企業賺取高額利息。2013年至2016年，他先后向多家企業“投資”近千萬元，年利率高達20%，最終獲利587萬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