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駿/作（新華社發）

視覺中國供圖

　　作為一名高三班主任，張荃面臨的問題是，她要處理的文件越來越多。

　　最近，她收到一份關于不文明交通行為整治的通知，發通知的是縣教育體育局。根據通知，她所在的城市將重點查處家長、學生不戴安全頭盔的現象，“家長不戴頭盔，要處理我，要通報批評我。”張荃不太理解。

　　一所民辦學校的校長何衛公每天都要處理類似的通知文件，其中很多與學校教育教學并無直接關系，但他不得不遵照通知要求，在學校里安排五花八門的“非教學任務”。

　　據中青報·中青網記者不完全統計，教師接收到的非教學任務不僅涉及“掃黃打非”宣傳教育、禁燒秸稈宣傳等，還有家庭情況摸底、強制下載各類App、視頻學習打卡、截圖拍照留痕、填表造冊、賣保險等。

　　作為教師，張荃沒有其他選擇，她必須按要求及時完成任務。很快，張荃在全班統計了上下學方式，并在班級和家長群強調，騎電瓶車的學生、家長要戴頭盔。最終，張荃并未被學校通報批評。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都戴頭盔了，還是沒被抓到。”張荃說，“我很想問，我們什么時候才能真正教書育人？”

　　“最多的一年，曾經收到過接近4000份各類文件”

　　何衛公告訴中青報·中青網記者，他所在的學校，一天最多能收到20多份來自各方面的通知，少的時候也有一兩份，寒暑假期間都會有通知。“我們統計過，最多的一年，曾經收到過接近4000份各類文件。”何衛公說，“有35%左右是跟教學無關的。”

　　這些文件主要來自鎮、縣、市的各個部門，它們往往通過OA辦公系統、QQ群、微信群、釘釘群、打電話、發短信等方式通知到學校，有時還會附帶許多附件，有的是紅頭文件，有的是蓋章的通知，有的是沒蓋章的Word文檔。

　　在許多地方，處理繁雜的非教學任務成為一名教師尤其是班主任日常工作中必須面臨的問題。在江蘇某縣高中工作的張荃說，最近她剛剛帶著班里的兩名學生，占用晚自習的時間，花了近3個小時，完成了全班50余人的一項答題打卡任務。

　　這項任務要求每名學生完成15道選擇題，正確率100%。為了不浪費更多學生的時間，她得挨個登錄學生的賬號，代替學生答題。去年，這件事是張荃獨自完成的，她斷斷續續花了3天時間。

　　這樣的答題打卡任務甚至催生出一些“偷懶”技術，可以將學生賬號、密碼自動填充到相關學習平臺，并使用自動學習、自動答題功能完成任務。

　　校長何衛公將這些平臺分為兩大類：教育管理類和安全管理類。他告訴記者，他所在的學校，目前有二三十個平臺需要教師參與填寫或收集數據，他將一部分任務交給相關的管理員來操作，但仍有三分之二的平臺需要教師幫忙收集數據。

　　在南方一所鄉村小學，班主任郝明每兩周要給40余名學生的家長打一次電話，提醒他們完成“安全教育平臺”上的學習任務，以應對每月一次的檢查。完成學習任務時，系統會提示家長“請勿代做”，但家長也不得不按班主任的要求完成。

　　一些家長對教師的態度開始變為討厭和不待見。學生們則在這個過程中目睹教師造假。

　　“每個家長每周都要做，少一個人會影響你的績效考核。”郝明告訴記者，“（任務完成量）差得多了，班主任的績效會被扣到最低。”

　　“這是典型的考評機制倒逼學校行事。”新教育研究院院長、成都市武侯實驗中學原校長李鎮西說，“而一旦考評機制中的非教學活動占比過大，問題便自然產生了。即使表面上看來‘素質教育’全面開花，但有多少是真正開展或者說達到成效的，就無從考證了。”

　　“各種平臺系統都是要排名的，都是要報數據的。”何衛公說，“這些數據資料收集整理都要耗費好長的時間，很大的精力，也嚴重擠占了大家的教學時間。”“最起碼一周要經歷兩到三次這樣的事情。”

　　此前，因為學校“反詐宣傳”任務推進效率低，排名靠后，校長何衛公被通報批評過。

　　在這項任務中，學校要讓學生家長下載相關App。家長下載好后需截圖發給班主任，班主任匯總統計、打包，再將資料交給學校，學校再交給反詐宣傳工作領導小組。

　　但對他而言，想要讓學校里數千名學生的家長都配合，并不容易。“很多家長不配合，我們就打電話，進度慢了點，就被通報了。”何衛公說。

　　更不巧的是，這學期這所學校里的一名學生在玩家長手機時，被詐騙10萬余元。很快，有關部門派人來檢查了學校的反詐宣傳資料，何衛公被約談，并被批評教育。

　　“這不是教育的問題，某種程度上是形式主義的問題”

　　近年來，武漢大學社會學院的青年學者易卓在各地調研時發現，教師的非教學任務確實很多。“（原來）有的教師跟我們講，‘除了畜牧局不進學校以外，所有的部門都進學校’。但是現在，畜牧局也進學校了。”易卓告訴記者，“就是搞檢查”。

　　在易卓看來，學校成為不少政府部門的工作抓手，有兩個原因，其一，教師的文化素質比較高；其二，學校與社會的接觸面最廣，這使得他們可以較好地完成相關任務。

　　易卓到浙江某地教育局調研時，發現以教育局為成員單位的工作領導小組大概有20個，組長基本是縣領導，而其他部門往往通過領導小組給教育局發文，要求配合工作。對此，有人開玩笑，“教師是革命的一塊磚，哪里需要哪里搬”。也有人調侃道，“師者，傳道授業解惑扶貧報表巡河……”

　　何衛公所在的學校，被要求進行“掃黃打非”“掃黑除惡”的宣傳，要掛橫幅，做宣傳角，并將“致家長的一封信”讀給孩子聽。

　　“小孩子就會很奇怪，黃色不是很正常的顏色嗎？”何衛公說，“講良心話，一個教文化、教常識的地方，教這些東西，是不是教育適得其反了？”

　　易卓所在的調研團隊在湖南調研時發現，很多地方都有收新農合醫保的指標，但由于醫保費用漸貴，一些百姓并不愿意交，地方醫保局就專門發文要求學校配合收醫保。

　　“（文件）下來以后，所有的教師都要給家長打電話收醫保，這是很夸張的。”易卓告訴記者，“（這些事）很影響家校關系。”

　　“以前教師家訪，真的就是為了處理這個學生的問題，但現在家訪都是為了完成其他任務。”易卓說，“家長就很有意見，‘跟你沒什么關系的事情，你為什么還要做？’”

　　在陜西的一所小學，打疫苗、購保險也需要通過班主任聯絡學生。這所學校二年級的一名班主任李舟告訴記者，班主任需要統計愿意買保險的人，并由班主任來收費，“還只能收現金”。

　　“這不是教育的問題，某種程度上是形式主義的問題。”易卓說，教師非教學任務增多的問題，不能單從教育系統去理解，“比如現在村里面的（類似）工作也很多，邏輯是一樣的”。

　　在何衛公負責的學校，教學任務本就繁重。小學二年級至六年級一周的標準課時是30節，語文、數學、英語等科目也有相關課時規定，必須執行。但往往當地一些行政部門會給學校安排各方面的宣傳教育任務，“哪個部門覺得哪個東西要讓學校講一講，就給你下個通知、下個文件，讓你在哪一周一定要上一節課，然后拍照上傳視頻，證明你做了。”何衛公說。

　　由于課程安排本身較滿，有時很難協調出空余課時，上級通知又要求短時間內必須要做，學校只好臨時加塞課程，一堂教學課就這樣被擠占了。易卓所在的團隊估算，非教學任務會擠占掉教師一半以上的時間。

　　早在2017年，李鎮西就在《教育研究與評論》發表了《關于“較少教師非教學工作”的調查報告》。來自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的2787名小學、初中、高中教師參與了這項調查，結果顯示，普通教師與班主任對非教學工作的負擔感受最為強烈。

　　調查數據顯示：有52.6%的教師沒有足夠的時間和精力進行基本教學任務的準備，80.5%的教師沒有足夠的時間和精力進行教育教學研究。

　　這些教師大量的時間和精力耗費于非教學任務。“真正用于教學及相關準備的時間在整個工作時間中占比不足四分之一，剩下的四分之三是更為耗時耗力的非教學任務”。

　　在李鎮西看來，那些與教師們“考核”掛鉤的規定、任務，漸漸成為教師們的“微負擔”，點點滴滴的“微負擔”聚集起來，成了壓在教師們頭上的一座山。

　　“最能治愈我的，就是上課”

　　凡事要留痕，也成為班主任們身上的“微負擔”。

　　“一線教師愿意為教育事業奮斗終生，但實在是被形式主義所累。”張荃說，找孩子談心談話，要把談心內容寫下來；關注公眾號、下載App的任務完成了，還需要截圖上傳。

　　一所鄉村小學的班主任告訴記者，在她所在的學校，班主任兼職保安，每天早上，要換上保安服在校門口守著，并拍照上傳留檔；放學繼續在校門口當保安，目送孩子放學回家，繼續拍照留檔；假期要每天在家長群發安全提醒，并截圖上傳。

　　“反正現在什么都得留痕，免得出了什么事情找上你說不清楚。”張荃無奈地說，“為什么我的頭上不長一個攝像頭？”

　　各式各樣紛至沓來的非教學任務，讓四川一所小學的校長高霖覺得，“世界上所有的事（好像）都能關系到我們。”

　　而在所有的非教學任務中，他最為無奈的是安全管理方面的任務，“安全第一，教學第二”。由于相關任務過多，這所學校不得不設置“安全辦主任”一職。

　　“安全辦主任要上傳下達各種文件，填各種報表，做各種方案預案、各種制度。出一個事情一個制度，制度非常多。”高霖說，比如防火、防溺水、防磕碰、防傳染病、防高墜、防食物中毒，等等。

　　沒有教師愿意主動承擔這項任務，高霖只好安排一位去年新來的女教師擔任。“她最年輕，看起來還比較活躍。”除了安全辦主任一職，她還需要教兩個班級的數學課。

　　然而沒過多久，那位年輕的女教師就不干了。高霖說，動不動就有人來檢查，檢查就需要準備各式各樣的材料，有時需要全體動員，有時還要在網上填報資料，“300多項，一般的人都摸不著頭腦，光填報這個就把教師搞得精疲力盡。”

　　高霖記得，那一陣子，那位姑娘整天不高興，臉上也沒什么笑容，他擔心她出現了心理問題。后來，高霖只好減少她的代課時間，讓她只教一個班的數學，那位姑娘的情況才慢慢好轉，但安全辦的工作仍在繼續。

　　2022年3月2日，北京師范大學中國教育與社會發展研究院發布的《全國“雙減”成效調查報告》顯示：教師工作壓力和負擔加重。這項調查抽取了全國各地3564所學校的兩萬余名教師，70.9%的教師呼吁減輕非教學負擔。

　　“當教師的本職工作被非教學任務占去一大半時，犧牲的不僅是時間，更有心情，甚至是對教師這一職業的認同感。”李鎮西說，“教師不怕苦不怕累，怕的是無效、無意義的苦和累。”

　　張荃自以為是一個心理比較強大的人，但也經歷過很多次崩潰。最近，讓張荃感到崩潰的是，她所在的城市正在創建文明城市，她需要每周選擇一個上午或下午，到校門口打掃衛生，并被要求背誦“創建文明城市應知應會知識”，參加相關考試。

　　“最能治愈我的，就是上課，其他的，尤其是這些雜事，我希望離我越遠越好。”張荃說，她從小的夢想就是當一名教師，她一直覺得，當班主任最能夠把自己的教育理念傳遞給學生。

　　然而，接受采訪的兩位校長都發現，在非教學任務越來越重的情況下，學校教師的心理問題正在浮出水面。

　　何衛公告訴記者，教師們也變得很焦慮，有時候情緒很煩躁，一些教師陸續出現心理問題，尋求心理干預，甚至選擇辭職不再教書。但他有時也感到愛莫能助，自己也很茫然。“大家都沒辦法把精力安安心心用到教育教學上，教學質量就受影響。”何衛公說。

　　“把寧靜還給學校，把時間還給教師”

　　“無意義”“沒有成就感”，受訪的教師大多如此形容那些非教學任務。

　　語文教師李舟說：“上好課是本職工作，有成就感，但把一篇公眾號（推文）寫得讓領導認可，只是在完成任務。”班主任郝明不想把精力浪費在無意義的雜事上，她說：“我本來是熱愛教書的，但如果總是這樣耽誤我的備課工作，我會沒有成就感。”

　　“陶行知曾提出‘六大解放’，是解放孩子們的大腦、雙手、眼睛、嘴巴、時間、空間。我覺得，教師也需要‘六大解放’，也是被束縛了的。”李鎮西說，“恰恰是給予寬松自由，我們的教師才會有教育的創造性。”

　　為了給學校、教師松綁，面對不斷加碼的非教學任務，何衛公也會想一些辦法，應付上級的要求和檢查，比如把過去的檔案改掉時間拿出來用，將原本所有班級都要搞的活動只安排幾個班。

　　高霖也選擇靈活處置非教學任務。“有些東西能夠應付的，就盡量應付，反正就是給教師盡量騰出時間讓他們教書，讓他們用心教書”。

　　比如，上級要求暑期教師要每天參加巡河，高霖并沒嚴格執行，他會在學生在校時就提前做好防溺水教育，“偶爾檢查比較緊的話，我就安排”。

　　比如，為了防止投毒事件的發生，學校廚房被要求嚴加管理，泡菜壇子要上鎖。“還不能一個人鎖，要兩個人鎖，一個人配一把鑰匙，兩個人同時才能打開”。

　　高霖并未真的遵照要求去做。但他知道，一些學校確實如此做了。“泡菜壇子要上鎖，那鍋、盤子、碗要不要上鎖？”與此同時，食堂里有30余種表格需要填寫，這也需要教師來完成，包括入庫出庫登記、飯菜留樣登記。“特別是這個出庫登記，每天吃了多少米，每天吃了多少菜，每天吃了多少肉，每天吃了多少醬油、多少醋。”

　　這學期剛開始時，何衛公就收到7個“開學第一課”的任務。他不知道該怎么安排諸多的“開學第一課”，索性偷懶，“一個班搞一個，拍個照片應付一下”。

　　“他（教師）需要一個安靜的環境。但是這些事情過多之后，讓教師沒有時間去思考，沒有心情去思考。”高霖說，在過多的非教學任務下，教師就像普通的車間流水線上的一個部分，沒有把他的創造力發揮出來。

　　何衛公也覺得，教育講究的是慢工出細活，要安安靜靜地去陪伴、去發現、去激勵，而不是像機器一樣生產。

　　在浙江某地調研時，易卓發現，也有教育局今年開始嘗試為學校、教師減負。“他們把創建性活動進校園，做一個反向考核，每年不能超過多少項，如果超過就扣分。”易卓說。

　　實際上，2019年，教育部就提出要為教師減負。當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于減輕中小學教師負擔進一步營造教育教學良好環境的若干意見》，并發出通知，要求各地區各部門結合實際認真貫徹落實。

　　該意見指出，由于一些歷史的和體制機制方面的原因，目前教師特別是中小學教師還存在負擔較重的問題，主要表現是各種督查檢查評比考核等事項名目多、頻率高；各類調研、統計、信息采集等活動交叉重復，有的布置隨意。“這極大地干擾了學校正常的教育教學秩序，給教師增加了額外負擔。對此，必須牢固樹立教師的天職是教書育人的理念，切實減少對中小學校和教師不必要的干擾，把寧靜還給學校，把時間還給教師。”該意見中說。

　　2022年，國務院教育督導委員會辦公室還曾發布《關于禁止向學校攤派與教育教學無關的“漲粉”“評比”“推銷”等指令性任務的通知》，要求各地遏制形式主義向學校轉移趨勢，杜絕行政任務向校園轉嫁做法。

　　在此期間，一些地方發布了“中小學教師減負工作重點任務臺賬”，并列出20項減負“重點任務”，并要求區市教育局于規定日期前報送工作總結；一些地方立足為教師減負，將過去分解到學校由教師承擔的志愿服務任務改由局機關承擔；一些地方叫停取消或整合部分進校園活動。

　　何衛公記得，自己10余年前同樣是做校長，那時，文件很少，開會也不多，每天，他可以把心放在教育上。有時，去教室聽聽課，甚至親自上課；或者約幾個孩子聊聊天，了解孩子的學習情況、心理狀態；或是找一兩位教師談談話，幫他們在教育上有更好的發展。

　　他還有時間看幾份教育類的報紙、雜志，學習先進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思想，閑下來還可以到操場上跟孩子們一起打打球。“看到孩子們成長，看到學生進步了，這個時候就是最幸福的。”

　　如今，李鎮西再回想起來多年以前的教育生涯，總覺得自己是幸運的，又心疼現在的年輕教師。

　　41年前，他剛剛成為語文教師，還擔任班主任。那時候，沒有教學以外的形式主義的任務攤派，也沒有接二連三的紅頭文件，沒有名目繁多的檢查，也沒有填不完的表格，沒有學不完的安全知識，也沒有“痕跡管理”。

　　“那時候，老師也關心孩子的健康和安全，但不用時刻擔心學生的安全，更不用在放假后還擔負起‘巡河’的責任。”李鎮西說，“那時的教育很簡單。簡單到，教育，就是教育。”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張荃、何衛公、高霖、李舟、郝明均為化名）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李強 實習生 牛益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