偽造虛假證明、冒充借款人、惡意投訴、引誘催收公司違規，為無還款意愿的借款人逃避債務，自己還能敲詐到一筆錢財。當下，隨著“黑灰產”在全國蔓延，非法組織“反催收聯盟”也因此興起。

近日，濟南市公安局經偵支隊偵破了一起“反催收聯盟”團伙案件，這是全國首起以敲詐勒索罪逮捕和判決的“反催收聯盟”團伙案件。

警方后來發現，他們查扣的該團伙成員筆記本，記錄了100多名借款人的姓名及借款信息，這些借款人遍布11個省份，金額超過1億元（欠款本金、利息等）。濟南經偵已將相關線索上報公安部，申請發起集群打擊。

濟南市公安局經偵支隊支隊長紀東明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反催收聯盟”打著金融維權的名義，敲詐金融機構，拒不償還貸款，嚴重影響金融安全。該案的成功偵破不僅為金融機構追贓挽損，也為公安機關打擊這類犯罪提供了借鑒意義。

冒牌的“債務人”

兩年多過去了，某股份制商業銀行濟南分行工作人員孫曉薔仍對55歲的張霞投訴該行印象深刻。“她不斷給我行投訴施壓，我們部門工作人員有受理客戶投訴與消保服務工作職責，因此被折騰得焦頭爛額。”

張霞的投訴與其曾通過“某團生活費”貸款有關。2021年，孫曉薔所在分行與某公司合作一款名為“某團生活費”的消費信貸產品業務。在此次合作中，該分行負責出資，借助該公司的App平臺，由平臺拓客，向客戶發放線上貸款，一般年利率在18％左右，產生收益后雙方進行分配。

2021年10月至2022年2月，張霞分5筆通過平臺向分行借款5.6萬余元，約定年利率分為10.8％和18％兩種，后來張霞的借款出現了逾期。孫曉薔稱，張霞有八九千元的欠款未還。

然而，欠款不僅沒有還，自2022年10月到2023年1月，張霞還通過該行總行、中國銀行業協會、金融監管部門、信訪部門等渠道不停投訴、上訪，稱“該分行與非法機構合作，泄露消費者隱私，委托非法機構黑惡勢力進行暴力催收，對我進行辱罵、威脅、恐嚇，聯系我單位領導告知我欠款的事情”。

孫曉薔覺得張霞這一說法十分莫名，并不屬實，因為分行在該合作業務中不負責清收和貸后管理。“他們是從平臺借的款，運營和貸后管理都由平臺來做。但面對投訴，我們還是承受了很大的壓力。張霞抓住了我們擔心信訪的心理，當時，監管部門也要求我們盡快溝通處理。最終在我們的督促下，平臺賠了張霞3萬元，張霞才撤訴。”

對張霞印象深刻的還有山東省某市屬國有商業銀行消費金融部的副總經理孫迎春。這家銀行同樣出資與某網貸平臺合作，由網貸平臺進行拓客和經營，向客戶發放線上貸款，一般年利率為20.67％，收益按照雙方合同的約定分配。

2022年8月2日，張霞通過網貸平臺向該行借款7200元，貸款期限為12個月。張霞一期未還，從2022年9月5日開始，網貸平臺開始對其催收。

該行收到的投訴顯示，張霞稱自己被網貸平臺暴力催收：“他們聯系我單位，聯系我村委及緊急聯系人（家人），對我進行各種威脅恐嚇，以及人身攻擊。”

孫迎春稱，收到投訴后，該行找網貸平臺要過他們的催收錄音，發現平臺確實聯系過張霞的家人和單位，但未發現他們聯系過張霞所在村的村委。催收公司也的確給張霞的單位打過電話，但僅是說找張霞，未提及張的欠款一事。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兩家平臺的催收公司都發現，后期投訴電話中自稱“張霞”的人與借款人張霞不像同一個人，疑似有人在假冒張霞。

孫迎春注意到一個細節：2022年9月，與網貸平臺合作的催收公司第一次打通張霞電話時，對方是一個年齡較大的人，北方口音，10多天后，催收公司再次打通張霞號碼，接電話的人換成了一個南方口音的年輕人。

后一個“張霞”提出，若想自己撤回投訴，需要銀行提供20萬元賠償。被拒后，其要價逐漸降到8萬元。“我們認定其行為是違法的，所以沒有對他們進行賠償。”孫迎春說。

2023年1月，該行起訴張霞并勝訴，法院對張霞強制執行11542元。另外，經過一系列查證，平臺公司發現冒充張霞的人疑似為湖南林染法律咨詢服務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林染法務”）的張曉玲。2023年8月，平臺公司向濟南警方舉報，林染法務疑為一家黑產公司，涉嫌違法犯罪。

該案后來的主辦人、濟南市公安局經偵支隊一大隊二中隊副中隊長李宗成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經過偵查取證，2024年2月，濟南經偵在長沙市岳麓區警方的協助下采取行動，在林染法務辦公地抓獲5人。這5人中，有2人涉案情節較輕，另外3人毛俊宇、張曉玲、曹杰被刑拘。這3人分工明確，老板毛俊宇坐鎮指揮，男女客戶分別由曹杰和張曉玲“扮演”。

毛俊宇在初二時便輟學，早年在廣東五金廠、電子廠當過打工仔，后來回湖南老家開網約車。他曾做過暴力催收工作，還曾因暴力催收被人舉報過，并賠償了人家幾萬元。這個經歷讓他看到反催收的“商機”。2019年，他成立了反催收黑產公司——林染法務。

毛俊宇被抓時，他的辦公桌上的紙條引起了警方的注意。紙條上寫道：“如果被公安提審，該做些什么？”“坦白從寬，牢底坐穿；抗拒從嚴，回家過年。”他后來說，寫這張紙條是時刻提醒團伙成員，“如果落網，一定要對抗提審”。

不過，在濟南經偵出示的證據面前，毛俊宇等人最終還是供述了犯罪事實。張曉玲供述，她曾因欠金融機構款項，找到毛俊宇，想讓其幫忙反催收。后來，她自己也選擇加入林染法務。

她雖然冒充張霞，但并未與其線下見過面。張霞之子因賭博等欠下債務，張霞為此通過多個平臺貸款。她讓張霞將個人貸款時預留號碼的手機卡寄給她，并詳細了解張霞貸款金額、家庭狀況等信息，便于自己冒充。她還給張霞出主意，讓其利用在醫院工作的便利條件，找醫生給自己開一個抑郁癥的虛假診斷證明，目的是“夸大催收對張霞的影響，讓監管部門向金融機構施壓”。后來，她替張霞寫投訴信，讓張霞將虛假診斷證明連同投訴信寄給金融監管機構。

據毛俊宇供述，張霞在不同平臺貸款產生逾期，林染法務都通過類似手段獲得過賠償。不過，這個過程中，因張曉玲是湖南人，比張霞年輕20歲，二人年齡相差懸殊，口音也有顯著差別，所以被催收公司識破。

一個值得注意的細節是，在涉案物品中，警方查獲的該團伙用于作案的手機多達39部。每一部背面都貼有兩名借款人的姓名、手機號、身份證號、地址、生肖等基本信息。

據供述，此舉是因為每部手機可以放置兩張客戶寄來的手機卡，分別對應兩名借款人。將借款人基本信息貼在背面，是確保該團伙成員冒充借款人時不會出現差錯。

上圖：濟南經偵辦案人員查看“反催收聯盟”團伙的涉案物品。下圖：該犯罪團伙成員用于作案的手機。攝影/本刊記者 周群峰

賠償和平賬

林染法務在跟借款人接觸時，宣傳可以“代操作”或“指導操作”，以幫助借款人逃避債務并獲得額外賠償。

“代操作”，即前述張霞案的操作手段，需要借款人將申請貸款時預留的手機號、電話卡、銀行卡交給林染法務，團伙成員冒充借款人與催收人員或金融機構工作人員進行溝通；“指導操作”是借款人與反催收團伙通過群聊實時聯系，由反催收團伙教借款人相關話術。

胡文星案就屬于典型的“指導操作”。2022年6月25日，胡文星通過平臺公司申請借款（孫曉薔所在的某股份制商業銀行濟南分行出資14000元、平臺公司出資7000元），約定年利率是18％。逾期后，平臺公司對胡文星催收。

孫曉薔回憶，從2022年10月到2022年12月，胡文星通過該行總行、金融監管部門、12345等多種途徑，投訴該行濟南分行“暴力催收”，“每天至少十幾次電話催收，短信也特別多，讓我實在無法安心上班??每天飽受催款折磨”，“拿我欠款信息對我家人和前夫家人騷擾、恐嚇”。

“金融監管部門明確，在借款人沒有失聯的前提下，禁止向第三人催收。據我所知，催收員給其打電話時，她是故意引導催收員給她前夫家人打電話，引誘催收員違規的。”平臺公司一位受訪者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后來胡文星要求，“該分行停止泄露本人及家人的個人信息，平臺公司或資方銀行道歉、賠償”。

據孫曉薔所知，當時平臺公司賠了胡文星14萬余元才解決問題。警方證實，上述14萬元包含胡文星向平臺公司借款的本金、利息，以及13萬元的“精神賠償”，銀行也對胡文星借款的本金、利息做了平賬。

“經過操作，不但胡文星向平臺公司的借款和利息不用償還，她和林染法務還得到了13萬元的額外賠償。”李宗成稱。

警方后來才得知，張曉玲“親自指導”胡文星怎么投訴，舉報信寄到哪里。林染法務還專門為胡文星建立了一個群，群名為“胡文星服務群”，里面有張曉玲、胡文星、毛俊宇等人。張曉玲供述，經過該團伙的操作，當客戶獲得金融機構賠付后，該團伙會從中分得賠付金額的30％左右。

除了網貸平臺的信用貸逾期，林染法務也承接“客戶”的信用卡逾期業務，他們的反催收套路一致，銀行迫于壓力解決問題的做法也一致。

某股份制商業銀行濟南分行信用卡中心的負責人孫濤給《中國新聞周刊》講述了客戶展寧的案例。展寧的該行信用卡可用額度是2.5萬元，2022年4月開始出現逾期，且展寧時常處于失聯狀態。該行委托第三方進行催收，2023年4月，該行收到了總行信用卡中心的轉辦單。

轉辦單稱該行違規催收客戶展寧，“主要就是說我行催收不當，威脅恐嚇展寧家人，威脅恐嚇客戶還款等。接到這個投訴后，我們要求催收公司必須盡快解決這個問題。我們也明白，估計是碰上‘反催收聯盟’了”。

孫濤說，迫于壓力，最終該催收公司給了展寧2萬元“賠償款”，另外，當時展寧的信用卡欠款25901.05元，銀行也做了平賬處理。“也就是說，展寧一共從我行和催收公司訛詐了接近4.6萬元。”

展寧也是林染法務的客戶，由該團伙的曹杰代替其“維權”。濟南警方后來調查發現，展寧的銀行卡到賬上述2萬元“賠償款”后，很快在湖南長沙被取現。曹杰是取現人，沒有分配給他人。

展寧的其他銀行信用卡出現逾期，也用了類似的手段逃脫債款。據了解，展寧在另一個股份制商業銀行濟南分行的信用卡額度為3.5萬元，從2021年10月11日就開始逾期。該行委托一家律師事務所催收，但最終，這家律所給展寧賠付了43738.9元。

催收機構并不愿意賠付。該行信用卡部相關負責人表示：“展寧抓住了我們懼怕監管的軟肋，律所是我們的乙方，他們為了從我們這兒拿到合同，被迫拿錢解決。”

不過，客觀說，催收機構也確實存在不規范之處。李宗成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林染法務還會通過引誘的方式，故意激怒催收人員，然后對通話錄音剪輯，以此來抓住催收公司的把柄。“

惹惱他們后，（他們才能情緒激動，甚至對我們回罵），這樣他們就會違規，我們才能固定證據投訴。”毛俊宇也曾這樣供述。

還需多方合力打擊

毛俊宇等人落網后，警方搜查發現該團伙的電腦里保存了大量與金融機構相關的規范性文件、法律法規。團伙成員供述，他們隨時學習該行業知識，便于“開展工作”。“毛俊宇等人幾乎每天都組織公司人員開晨會和夕會，結合他們的一些‘成功案例’談‘實戰技巧’。”李宗成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中國新聞周刊》記者也從該團伙成員在某短視頻社交軟件上發布的視頻上看到毛俊宇“授課”的場景：他身穿一黑色外套，手持幾張寫有講課重點內容的A4紙，身后是白色展板，展板上寫有“保險的組成”等專業知識，臺下的多名員工邊聽課邊做記錄。

視頻還顯示，該團伙的辦公室內，張貼著“砥礪奮進”“天道酬勤”等書法作品，以及多幅“客戶”送來的錦旗，諷刺的是，錦旗寫有“伸張正義，一心為民，精通業務，維護權益”等字樣。

2024年3月，毛俊宇、張曉玲、曹杰被濟南市歷下區人民檢察院批準逮捕，檢察院按照敲詐勒索罪起訴至法院。2025年2月25日，該案一審開庭，被告人認罪認罰，并主動退還敲詐勒索所得的35.52萬元。

濟南市公安局經偵支隊一大隊大隊長王鋒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該案是全國首起以敲詐勒索罪逮捕和判決的“反催收聯盟”團伙案件，該案的偵破和判決對維護金融機構合法權益、打擊“金融領域非法中介”犯罪行為具有一定指導意義。

伴隨著林染法務團伙的落網，相關機構也加大了自查和識別力度。平臺公司一位受訪者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在對胡文星等人賠付后，平臺公司加強了自身管理。比如成立專業的質檢團隊，利用大數據核查催收錄音，查看催收員有沒有違規（比如辱罵、泄露隱私等），查出相關問題后，加大對催收員的培訓力度；做好風險人群識別工作，識別電話是否來自借款人本人；發現疑點及時向金融監管部門、公安機關舉報。

另外，多位受訪者表示，打擊此類“黑灰產”案件時還需要多方發力。

濟南市一家國有銀行的相關負責人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銀行間應建立聯防聯治機制，將相關反催收人員信息納入黑名單，共享黑名單，形成對抗“反催收聯盟”的有力屏障。

有金融機構負責人提出，金融監管部門接到投訴電話后，會根據投訴熱線數量多少，對被訴的金融機構排名，加大了他們的壓力。山東省地方金融監督管理局消費者權益保護處負責人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目前，各地金融監管機構已對這一狀況進行調整優化。“針對同一個問題的反復投訴，不論打來多少電話，都算是一條投訴內容，不會重復計算。”

作為案件偵破方，濟南經偵多位受訪者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要打擊此類犯罪，還需多方合力：政府部門應完善制度，對從事代理維權、法律咨詢公司注冊進行嚴審，對該類公司進行監督檢查；金融機構應注重搜集證據，遇到相關線索積極報案，加大對本機構以及委托的第三方公司催收人員的培訓，讓他們合法合規開展業務；金融監管部門則應嚴格審核投訴件，發現線索及時移交警方，最大限度消除金融領域“黑灰產”滋生土壤。

（文中孫曉薔、張霞、孫迎春、張曉玲、毛俊宇、曹杰、胡文星、孫濤、展寧為化名）